11月15日晚，第六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在福建省体育馆火爆揭幕。尽管当晚有众多明星捧场，但既有人气又拥有实力作品的歌手却并不多。这其中，太合麦田旗下歌手李宇春凭借2008年推出的全新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大获全胜，并破天荒的同时领取了“年度十大金曲”、“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具人气女歌手”以及“年度最佳女歌手”四项大奖，成为年度最受瞩目的歌手。 中新社发 王东明 摄

    七月十二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北京首发团在台展开最后一天游览行程。首发团来到位于台北县金宝山的邓丽君墓园参访。团员们纷纷向墓主人献花鞠躬，表达追思之情。邓丽君曾经风靡海峡两岸，其甜美的歌声给大陆同胞印象深刻。 中新社发 徐长安 摄

    一九九二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三位喜剧明星借一个小品表达了当时社会对“追星现象”的集体焦虑，它用漫画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追星族”少女的扁平化形象：荒唐、无知、疯狂、盲从、不可理喻。

    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随着邓公在南方发表系列讲话，不光经济领域冲破“姓资”与“姓社”的藩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沉闷后，也在酝酿着一场更为切近生活因此也更深刻的变革。追星，这个一度被排斥在“积极、健康”的正统观念之外的“亚文化现象”，也意外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再往前追溯，一九七八年，或稍早，那些总是播送决议、社论、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再晚一些，手提式录音机开始播放《甜蜜蜜》之类的“靡靡之音”。

    伴随着这些“软绵绵”歌曲的风行，中国的第一代“粉丝”诞生了，邓丽君、张帝、刘文正，这些表达世俗情感的歌手，成为代表人心禁锢得以解放的一个特殊符号，也成为中国人的第一代“平民偶像”。

    人们心目中的偶像，破天荒地不再只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一个人可以崇敬陈景润、张海迪这样的榜样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是琼瑶的“粉丝”，为其笔下那些浪漫、离奇的爱情故事牵肠挂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寻求新的空间。人们对偶像的选择，也在努力让“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走向多元化。

    这一时期，“伤痕文学”作家、朦胧诗人、港台明星、摇滚歌手、体坛名将、第五代导演、“星星画派”的画家……各个领域的先行者，都有机会网罗一大批“粉丝”。

    不得不提的是，一个几十年来只能崇拜一个人、一种思想的社会，并不是一下子就接纳了这么多看上去光怪陆离的偶像和粉丝。一本名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曾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不要受资产阶级音乐的毒害”；一场朦胧诗朗诵会，曾担心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封杀；一个留着“摇滚发型”的青年，有被拉住当街剃头的危险。

    这些现在回头打量显得很可笑的举动，是一个旧时代行将谢幕的注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来，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少了更多意识形态的束缚。随着社会宽容度的不断扩展，朋克、重金属、愤怒青年之类对主流价值观持批判态度的“小众文化”，也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作家，在他死后暴得大名，他的众多“粉丝”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周星驰以解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姿态，成为大学校园内最炙手可热的“叛逆偶像”。

    世纪之交的喧哗过后，一个人不仅可以想“粉”谁就“粉”谁，而且一不小心可能会成为被“粉”的对象。李宇春，一个长相、歌喉都不能算出色的女孩，拥有那些“天王巨星”都无法企及的庞大“粉丝团”；郭敬明，一个被指剽窃的少年作家，在许多同龄人眼中堪称“文学巨擘”；于丹，一个把《论语》烹成一碗“心灵鸡汤”的“学术超女”，造就了出版市场上的神话。

    今年，两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名为“什锦八宝饭”。相比于三十年前人们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什锦八宝饭”们用颠覆性的“无厘头”语言，称胡锦涛为“涛哥”，称温家宝为“宝宝”，令国外媒体大跌眼镜。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这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将中国最高领导人与百姓的距离拉近了。”

    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出七彩的光，三十年的粉丝“进化论”，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人们对偶像的选择，对推崇偶像的方式的选择，如同奥运开幕式上的一幅幅卷轴，展开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