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今年可谓多事之秋,诸如:官员醉死歌厅,警察公然赌博,某局建“最牛”别墅群,某县圈地建豪宅等等事件,接二连三被外地媒体乃至中央媒体曝光,在当地掀起一场场轩然大波。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地媒体却一直是噤若寒蝉。
由于当地媒体的沉默和缺席,群众只能从外地媒体或街谈巷议中了解这些本地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当地媒体干什么去了,难道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本来,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或所谓的“负面新闻”,当地媒体更具有“天时地利”之优势,更有条件掌握事件全貌,并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出去,从而释疑解惑,正确引导舆论。那么当地媒体为何缺位呢?其中既有当地官员的原因,恐怕也有媒体自身的原因。
在有些官员眼中,突发事件往往有负面影响和效应,倘若被媒体曝光,他们的政绩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们不允许媒体曝光,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尤其不能让上级知道,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当地媒体不得不按上头的指示行事,对突发事件要么不报,要么按上头的口径报。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上头并没有发话,而是媒体自己怕影响当地形象,怕落埋怨、挨批评,因而“主动”缺位。总之,不管哪种原因,当地媒体的缺位和失语,对其公信力、权威性和声誉无疑都是一种损害,也有悖于媒体的社会职责。
最近《香港商报》总编辑陈锡添率领“改革开放30年中国行”采访团来到笔者所在地采访,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如何积极主动报道当地突发事件的一件往事。
那是1993年8月5日,深圳一家堆放危险品的仓库发生强烈爆炸,死伤逾百人,深圳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在抢救现场牺牲。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准备发这条消息时,市里指示不登火灾伤亡情况,只登发生爆炸,市里正组织灭火。
听到市里这个意见,陈锡添很激动,就对总编辑说:“老总,你授权给我,我来安排。我明天就准备被撤职,不干了。我今天一定要这么写,按真实情况写。”经过商量,陈锡添跟总编辑驱车直奔救火现场,在那里他们见到广东省委副书记。陈锡添向他如实汇报,说这场火灾新华社和别的媒体都会报的。深圳特区报的报道不提伤亡情况,会被视为深圳封锁新闻。省委副书记当即同意如实报道。第二天省委书记从北京赶回深圳,在飞机上他就看到了深圳特区报的这篇报道。他很满意地说,这篇报道真实、全面,报道得好。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仅看到高层领导对客观事实和新闻规律的尊重,更看到了新闻工作者唯实不唯上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件往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今天随着传媒业的迅猛发展,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新闻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海量、快捷、互动、无国界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势下,企图掩盖突发事件、封锁消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有了很大转变,政府越来越敢于负责、勇于自责。这一点仅从我国今年如何应对“冰雪灾害”、“西藏事件”、“汶川地震”、“毒奶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因此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媒体与其缺位而被群众指指点点,倒不如打好主动仗,积极争取话语权,及时客观地予以报道,从而正确引导舆论,真正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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