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笔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挺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强烈的表达欲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 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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