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他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美国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潮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时兴、好卖的东西，也有时髦的思潮。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性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内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白，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美国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美国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

    （摘自2009年第12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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