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3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11个“世界读书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这积累了人类无穷智慧和想象力的传承媒体，给予了人们众多情感的交集。阅读，不仅能扩展现在的空间，还能给人们指明未来的方向。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拿起手边搁置已久的这或厚或薄的动力源泉开始阅读吧，不仅仅在4月23日。

    震撼、敬畏、悲哀、甜蜜、自由地翱翔。

    很少有这样一种活动，能同时给予人如此众多情感的交集。但英国作家毛姆认为，至少有一种可以做到，那就是——读书。他曾这样写道：“如果你在图书馆待上一天，不管这座图书馆有多小，当你面对着人类积累下来的无穷智慧，你的心中只会满怀敬畏，甚至会夹杂着淡淡的悲哀。想想看吧，有多少美妙的故事你从未听过，有多少对重大问题的探求你永远不会去思考，有多少令人欣喜、发人深省的思想你无法分享，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你服务而你却不会去收获劳动成果。”

    这样的“悲哀”，恐怕所有读书人都曾经历过，然而，一旦进入阅读本身，“悲哀”便会迅即转化为幸福的甜蜜，正如毛姆的同胞、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言：“阅读将使我们与伟大的人物为伍，生活于对崇高思想的渴望中，在每一次困惑中都会被高贵和真理的火光所照亮！”

    读书，是一项个性化的体验，其中的美妙，非亲历而不能知。

    一位北京史专家与书为伴的“四乐”

    眼角的皱纹、霜染的白发记录着人生的岁月，谈起与书的缘分，今年68岁的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史研究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的眼中焕发着光彩，“这样的故事几天也说不完”。一瞬间，分明可以感受到，他被读书所带来的幸福感包围着。

    47年过去了，王灿炽永远忘不了的是1959年的那个春天。那年，他大学二年级。

    从闽西山区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一切对王灿炽来说都是新鲜的。“先是‘反右’，后来是‘大跃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学生坐不下来读书，图书馆总是空了一半以上”，他回忆道，“而我从小喜欢读书，一天读不到书都会感到难受。”于是，发给班上的图书馆阅览卡，几乎成了他的“专权”。

    课余时间，王灿炽总是选择到图书馆看书。每天都能在同样的座位上看到这个青年人，这不禁让习惯于在阅览室巡视的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施廷镛先生格外留意。终于有一天，王灿炽被叫到馆长办公室。“你是学历史的？你掌握历史学的工具书吗？”施廷镛先生问。看着王灿炽的一脸茫然，施先生要他在第二天下课后再到图书馆来。第二天，施先生把早早赶来的王灿炽领进文科教师阅览室。“哎呀，一大排，全是文科的工具书啊！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从王灿炽先生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的兴奋。

    这一次，仿佛是打开了一扇门，让王灿炽以后几十年的读书生活找到了方向。此后，施先生特意嘱咐阅览室的管理员给王灿炽读书提供方便，“施先生当年给我‘小锅饭’吃，让我终身难忘，让我终生受益。母校图书馆留下了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在王灿炽先生不算宽敞的居室，四面环绕的，是被书籍挤得满满的高大书柜；将客厅隔成内外两间的，是半高的书橱；桌角、地上摞起的，是厚厚的图书和剪报。就在书籍的簇拥中，王灿炽享受者读书的“四乐”：“寻书之乐”、“用书之乐”、“淘书之乐”、“捐书之乐”。

    王灿炽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执教中学长达16年之久。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北京市要加强社会科学研究，他才在1979年的7月被推荐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人们推荐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论文写得好，另外一个是读书多。

    “刚到新单位时，我只向领导提了两个请求，希望给我买20个装卡片的抽屉和1万张卡片”，王灿炽说。当时，在北京定居十几年的他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古都，他决心把北京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侯仁之先生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北京，单士元先生是从古建筑学、档案学方面研究北京，我想，我的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从目录学、方志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北京的历史。”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写北京的资料都收集、了解到。

    他一头扎进了北京各大图书馆。

    在首都图书馆，他发现了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学者在“劳改”时整理的《北京报刊资料索引》20多万张；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他不仅把所有有关北京的古籍书籍目录誊抄了下来，还系统整理了解放后从原南京总统府运来的藏书目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翻阅了所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人们都曾看到这个中年人的身影。

    不论寒暑，无论远近，王灿炽总是骑车奔波在住所与各个图书馆之间。一天下来，翻阅卡片的手指，甚至鼻孔、眼边都是黑黑的。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在寒风凛冽的未名湖边，他几次被冻得发烧；跑到北大校医院一个清静处的长椅上休息，后来发现那里竟然是传染病隔离室……这些辛苦，对王灿炽来说，完全不能和寻书的乐趣、获得的收获相提并论：到1981年下半年，他一共作了2万多张图书卡片，几乎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相关文献一网打尽。1985年他编成的《北京史地风物书录》不仅有图书版本信息，甚至还标明了馆藏地，这在书目学的著作中可谓绝无仅有，被认为是了解北京、研究北京的“金钥匙”。“我想，这些成果不是应时之作，而是传代之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因此，从事这样的‘寻书’工作，其乐无穷。”

    有了文献的积累，通过读书把这些文献资料“变活”、有用，是王灿炽的另一“乐趣”。

    作为北京史专家，他通过对文献、碑刻和典章制度的研究，认为北京至今发掘出的最大规模的西汉墓——大葆台西汉墓的墓主人不是通常认为的燕王刘旦，而是他的儿子广阳王刘建，这震动了北京考古界；他用可靠的文献记载证明，北海公园的始建年代不是1179年，而是1166年，为了表彰这一贡献，他的照片被陈列在北海后门；他提出的如今北京的钟鼓楼是明代在元代原址上重建的观点，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揭开了元代钟鼓楼地点之谜……

    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委，他力主修复天坛神乐署，历时十七年终于完成；他力陈永定门修复的重要性：“北京拥有世界上城市规划中里程最长，建筑种类最多、品位最高、最为雄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是北京城的代表、精粹、核心、灵魂。而永定门的拆除使得这条中轴线有尾无头，像一根断了的琴弦”，2005年，永定门门楼修复竣工；他的一个紧急提案让当年李鸿章创建的北京安徽会馆得以保留并修复……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读书。是书籍让我了解事实的真相、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书就像是我的老朋友，我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王灿炽说，“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认为不尽然，但是，或许我没有从书中得到财富，但我获得的乐趣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工作之余，四处“淘书”可能是每个读书人的共同爱好，王灿炽也不例外。“中国书店的旧书虽然多，但他们懂书，往往价格不菲。我喜欢自己在地摊上找书，无论是潘家园、北京大学周边，甚至农贸市场，我都留心。我乐此不疲。”谈起自己的“淘书经”，王灿炽先生滔滔不绝，“但我不是藏书家，买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用、为了读。‘切己而有益者，购之’，是我的购书准则。”

    2005年，王灿炽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献了1680册藏书，经过专家鉴定，其中有602种是国家图书馆此前没有的，“这些书‘淘’来不易，能补充国家馆藏，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已经把自己80岁以前所要研究的课题都排好了。把暂时用不上的，尤其是那些珍贵的资料捐献出来，能让它们保存得更好，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上，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读书是乐趣，读书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使我生活得到充实、使我情操得到升华、使我个人的品德得到提高。”王灿炽先生的一番话，道出的是读书人的共同感受。

    与书相伴有“四乐”，悠然心会，妙处只有读书人才能感悟。

    一个图书馆员的思考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到图书馆界工作的博士。1988年，他从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留在川大图书馆，从在阅览室里“站前台”做起，开始了自己的图书馆员生涯。

    “现在很多信息管理系的学生分配到图书馆，首先提出的条件就是不在阅览室里‘站前台’。我也听过有些人的说法，认为阅览室的管理员只要认识汉字就可以，真是这样的话，其实不必认识汉字，只要认识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能看懂书号就可以了。”陈力感慨道，“其实，这样看阅览室管理员，是把他们的工作看得太低了。”

    在陈力看来，图书馆阅览室的管理员，决不仅仅是个“管书的人”，还应该承担着指导读者阅读的责任，“要教人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查找资料”。当年初到川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当管理员，虽然不是图书馆专业的科班出身，但他却依靠对馆藏图书的熟悉、对历史文献的熟悉、对文献版本情况的熟悉，总是能给那些前来查阅资料的研究生给予切实的帮助，告诉他们如何查找资料，还有哪些资料可供参考。以至于好几位研究生都在他们的毕业论文末，专门感谢陈力对他们的指点和帮助。“读者几句感谢的话，能让自己心里很是受用啊”，回想当年的情景，陈力笑着说，“希望帮助别人，可能是读书人的天性吧。”直到今天，陈力有时会浏览一些学术网站，遇到有人在文献查找方面求助，他总是会全力指点迷津。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满足他们对信息文献的需求”，陈力表示，在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图书馆的投资不断加大，一些图书馆已经从原来的自收自支走向全面公益化，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把图书馆作为形象工程。“建设富丽堂皇的图书馆，是一种浪费。百姓需要的，是身边的图书馆，是能实实在在满足他们阅读需求的图书馆。”

    令他感到些许遗憾的是，在很多图书馆，优质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他在强调图书馆自身的服务水平急需提高的同时，也对社会普遍忽视对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表示了忧虑。“很多图书馆、阅览室是不向中小学生开放的，学生们在学校里又得不到如何利用文献的教育，因此，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图书馆，有些人对图书馆敬而远之，有些即便到馆也一片茫然，空入宝山、一无所获。”

    因此，这更强化了陈力对于图书馆员在指导人们利用图书馆中应该担任关键角色的意识：“我们国家图书馆鼓励工作人员要多学习，要做学问，这样才能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有更大的提升。”

    陈力自言，自己在图书馆里最重视两个岗位，一个是阅览室的一线服务人员，另外一个便是图书采购人员。他解释说，“图书馆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倡导全民读书，还负有向公众推荐好书的责任，对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图书馆，应该通过采购图书时的有意识选择，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观；通过开办各种各样的公众讲座引导人们读好书。比如在国家图书馆，我们推出的文津论坛、文津图书奖、文津读者沙龙和一系列的知识讲座，都是希望为引导公众阅读尽一份力量。”

    “我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图书馆员都真心希望竭尽所能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帮助，我们当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充分利用图书馆，共同体验阅读带来的享受。”陈力说。

    美国兰登书屋的创建人贝内特·塞尔夫曾说：“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享受。阅读的快乐不在人家告诉了你什么，而在于借此你的心灵得以舒展开来。任何时代的智慧，任何长久为人类所喜爱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用极小的代价从书页之中获得，但我们必须先知道如何去接触这些宝藏，如何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好处。”诚哉斯言。

书店、图书馆成为大多数青年人“充电”的场所。
（记者 郭红松摄）

    一个需要全民努力的课题

    在飞机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很多外国人总是很自然地用阅读来填充旅途的时光，而不少国人则显得无所事事。和世界上公认的最喜爱阅读的国家，如德国、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的民众相比，国人在读书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表明，有阅读习惯的国人只占总人口的5％，国人阅读率依然面临持续走低的趋势。这与我们国家经济腾飞，人民收入不断增长，公民识字率不断攀升、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的总体背景形成了鲜明反差。

    这是一个沉重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

    有人说，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无暇读书。然而，又有多少事情可以向阅读那样，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

    有人说，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兴起，丰富多彩的娱乐形式的增多，分散了人们对读书的关注。但是，正如法国作家阿兰将读书与做梦相提并论一样，读书的乐趣在于在阅读的过程中神思飞扬、了无羁绊，依着作者的文字找寻自身心灵放飞的家园。这样的愉悦是其他娱乐方式所能替代的？

    阅读习惯和阅读氛围需要从一点一滴的小处培养。

    当你感觉需要一些东西充实你的生活时，你想到过要读一本书吗？当你为孩子带回一摞童话书时，你想到过要陪他们慢慢读完吗？当你看到乡村孩子渴望的眼神时，你想到过要为他们捐出几本书籍吗？当你读到一本好书时，你想到过要把它推荐给素不相识的人吗？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它的口号是“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

    这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难做到。

    毛姆说：“读吧！即使你不会读书也可以把书放在手里把玩一番，凝神注视、随便翻到哪一页，找一些招眼的句子看看，到这片无涯学海里航行。如果书籍不能成为你的朋友，至少他们也应该是你的熟人；如果书籍无法走进你的生活圈，起码你也应该向他们点头致意。”读吧！用心去阅读，你会爱上它。 （记者　邢宇皓）

　　链接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译“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还应当增加版权的概念。于是,1995年10月25日——11月16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一天也是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1997年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

    2000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把每年的12月定为“全民读书月”,这是实施“知识工程”的重大项目。

    2004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将每年的“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实施了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且向全国图书馆推荐阅读书目。

    2004年,上海在国内首次建立城市读书指数。读书指数是用来综合描述城市群读书状况的数据系列。通常由个体读书综合指数与通用性的两个二级指数相加而成。上海读书指数报告显示,当年上海读书指数为828.2。

    2004年上海人均图书消费居全国之首——人均图书年消费75.90元,北京为74.19元,天津为46.61元。上海的公共图书读书量和借阅量指数都高于北京、天津。然而,上海的市民文化消费能力指数低于北京(北京每人每年有1964.19元,上海每人每年为1833.79元),图书消费指数低于天津(天津为4.3%,上海为4.1%)。

    调查显示,上海的部分读书指数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上海人均每年读书8本,新加坡为8.3本,日本为18本,美国为25本。上海人每周人均读书时间为4.5小时,新加坡为5.9小时,日本为8.8小时,美国为14.4小时。

    上海部分读书指数已超过部分国家发达城市的水平。欧美一些发达城市每10人中有1人每年至少读书20本以上,每11人中有1人每周读书10小时以上。据调查,上海每年读书20本以上的占14.3%,每周读书10小时以上的占22.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的城市青年调查结果显示: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最需要学习的内容”时,52.45%的人选择“实用技能”,46.9%的人选择“处理人际关系的技术和方法”,37.8%的人选择“法律知识”。调查显示,大学生最喜欢读的三类图书是:文学、历史和人物传记类、外交类。同时,包括英语词汇在内的应用型书籍占据了学生课外阅读时间的一半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大学生读书是追求实用,立足于现实社会的要求的。

    国外读书情况概览

    以色列:把读书放在首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世界之首。全国的报刊多达890种,其中英文版的《耶路撒冷邮报》,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全国500万人口中,每5个人就拥有1份。

    冰岛:以阅读消磨时光

    2004年12月,只有24万人口的冰岛就销售了40万册书,平均每个人在一个月里买了近2本书,创世界最高纪录。每年的12月,冰岛都会出现购买书籍的高潮，可完成全年图书销售量的80%左右。圣诞节前夕书店的生意最好,这在冰岛已成为惯例。

    法国:年人均读书11本

    2004年,24%的法国人读了12本书,55%以上的人读书1至12本。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读书11本。由于职业各异,读书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中、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名列榜首,人均读书17本,接下来是普通职员和工人,每人平均读8本和7本书。

    日本:六成人读书成风

    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对全国的读书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每天读书1个小时的占14%,读书半个小时的占19%,读20分钟的占10%,读10分钟的占9%,不读书的占27%。在日常生活中,想多读一些书的人有一半以上,占64%。(辑自解放日报、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