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的多重考量

    经历辉煌和困顿之后，受访的管理层几乎都说对南街村“变”与“不变”有了更多的考量，虽然各自表述不同。

    “南街村不变，是'信仰'不变。如果'信仰'一变，一切都改变了。南街村要变，是机制要变，生活水平要变。”王宏斌说。在数天的采访里，他多次对记者说，这个信仰就是“坚持集体经济、共同富裕、按需分配”。

    一些南街村人也不断地说，南街村不是与外界封闭的，我们必须面对外界图变，和市场接轨。

    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按需分配”制度，现在也注意到了需求的差异，开始有了一定的可选择性。

    记者在南街村的超市里看到，村民们拿着面值或10元或20元的福利购物券(每人每月60元)随意挑选商品。开在107国道旁边的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超市，还是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面向村民，也面向市场。

    版薪酬设计也在变。在南街村宾馆、超市、方便面厂、彩印厂等不同单位上班的人，获取的都是本行业与市场接轨的工资。在南街村油炸方便面厂上班的南阳女孩李燕，和她的外地同伴一样，免费住集体宿舍，免费吃集体食堂，每月的工资最高也就800多元。但在对专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彬海胶印公司，业务员们每月可以拿几千元的工资。该公司业务部主任屈广亚是南街村1993年送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是南街村人，但因为岗位不同，他得到的也是和市场基本接轨的薪资报酬。

    人才也是来去自由。王宏斌说，南街村的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都是土生土长的。也引进过人才，但“不志同道合”。当然也有好的，比如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毕业的顾毅，他主动要求成为荣誉村民，拿250元的工资。南街村还曾花30万元的年薪聘请过高管，但“完成建厂的历史使命”后就走了。南街村一名高管说，“人才来去很自由”，对于享受免费教育在外学成的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也是来去自由，有一部分在外地就业，有九成回到了村里。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变化，”王宏斌说，“过去我严格管理、强硬的做法多了一些，治村治厂时，发现问题，当即纠正，追究责任，立即执行，如对某些高管的处理；现在人性化、和谐的内容多了一些。在决策问题上，过去集中的成分大，民主的成分少，都是我先谈意见，直接问大家同意不，如永动机的决策；现在是民主的成分大了，最近几年的决策是先让大家说，我综合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先民主后集中。”

    无论是王宏斌还是窦彦森都用很长时间向记者说明，他们在集团发展方向上的变局--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已经砍掉和主业偏离过远且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如化妆品厂；寻求附加值高的项目和产品，首先从药厂做文章，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高科技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比如原本用来喂猪的啤酒糟、当做废料处理的啤酒泥，都通过技术改造，提取食品添加料，提升了附加值；大力发展环保经济；把有潜力的项目如麦恩公司和药厂拿出来寻求战略合作等。

    王宏斌还特意强调，对正在招商引资的药厂和麦恩公司，谋求与别人合作，“谁占大股都行”。

    其实，南街村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方面走得比较超前，早在1991年，南街村就和日本合作，建立了漯河第一个合资企业即河南耐可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目前有5家合资企业。

    如何回归市场经济竞争主体？

    王宏斌也坦承自己的困惑：“南街村模式究竟能坚持多久，我也不好估计。它也许可以无止境发展，也许因为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失去吸引力而随时解体。”

    窦彦森说：“南街村走到今天，是不断改‘制’又不愿‘改制’。不断改‘制’是指管理体制不断改变，不愿‘改制’是指不愿意改成股份制。”

    南街村集团高管几乎都表示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但难道他们不明白：包括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不是都可以成为集体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吗？的确，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这一极具思辨色彩的课题变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南街村人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30年前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重走新型集体合作之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结束在南街村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熟稔最新经济政策的张保盈博士，他回应了窦彦森和南街村人的疑虑：南街村的发展方向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矛盾。在新型集体经济的架构下，农民可以用土地、林地、水面等可控资源入股，实现公司制改革，这种公司制是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其外在组织形式是现代公司模式，内核依然是集体所有制。

    他说，南街村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策略，正是为了解决集体所有制与现代经济接轨时的不适应、不协调而在形式上进行的有益探索。南街村的“内方”是它坚守集体所有制的理念与理想，“外圆”则是想用这种方法解决集体所有制与时代的冲突。

    张保盈还为南街村指出了一个解决融资困局的办法--把集团盈利状况良好的资产剥离出来，筹划上市，打通融资渠道。

    他说，制约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上市的障碍几乎没有了。按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就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作为股东，再引进一到两名战略投资者，注册成股份有限公司，即可筹备上市。如华西村是全国首家以村命名的乡镇企业上市公司，是乡镇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成功典范，集体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解决了融资问题，产业发展良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同为中国的“明星村”，在资本市场上，南街村恐怕还要多学习华西村。

    河南一些熟知企业运作的人士称，南街村骨子里其实是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来看待的，所以它也必须承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都可能面临的结局，比如破产、分化、重组等。南街村暂时出现困难，并不代表它坚持的集体所有制出了问题，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或者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都可能在经营运行中出问题，比如盲目投资、摸不准产业脉搏等。

    如果不是陷入体制藩篱对南街村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来审视，审视集体经济的过往和未来，审视集体经济与时代的冲突、融合，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农村的命题。

    王宏斌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快实行30年了，我们是该好好想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成啥样？我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更直白一点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是共同富裕的新农村。”

    在南街村和郑州两个不同的场合、王宏斌和张保盈这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分散，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中国农村又一次踏上了变革节点。(王守国 李卫华 王鲁峰 刘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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