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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早在3月，一次采访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时，偶然获知了俄罗斯作协将为中国作家颁奖的消息，便如获至宝般地追踪下去，终于从作协的刘宪平老师那里得到了证实。4月，刘老师打电话给我，郑重其事地交给我这份名单后，他再三嘱咐我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单，它背后既有长者的高尚，也有后辈的谦虚。”
每一次评奖，由于受名额所限，总会留下诸多遗憾。而这枚高尔基勋章，是近一个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以来，俄罗斯方面首次专门为中国作家而设，可见这份荣誉的珍贵。年近90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孙成武先生是最早接到提名的消息的，然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我是一个平平淡淡的编辑，退休20年了，我宁愿多做一些事，荣誉还是留给那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创建苏联文学研究所的刘宁先生也同样豁达地让出了即将获得的荣誉：“把机会留给那些中青年人吧，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会计较这些了。”第三位婉拒的是复旦大学的夏仲翼先生，身为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会长，他还写信表示“我只是一名高校的外文老师，相比一些年轻的同志，自己的资格不够深，翻译的作品不够厚。”
老者们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而那批活跃在研究和翻译前线的中青年人也一样从容。一直筹划评奖工作的刘宪平说：“在提名的过程中，一些中青年人都主动要求把荣誉让给老一辈学者，他们说自己年轻，还可以等。”
这份名单的确沉甸甸的，在它的正面镌刻着那些为俄罗斯文学献出毕生精力，倾注着其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时光的研究者、翻译家；而在它的背后，那份高尚、谦虚和淡泊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记者 李晋悦)
草婴：俄罗斯文学的力量
■本报记者 陈香
草婴，1923年生。浙江省镇海县人，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1941年后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20世纪50年代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尼克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60年起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等12卷本，还译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曾获得过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等。
有多少人两次濒临死亡？而在那生死边缘的一刹那，他们在想些什么？
1969年的夏天，草婴在郊区接受劳动改造，胃大出血，连续5天5夜滴水不进，最后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
1975年的冬天，体重仅有90多斤的草婴被命令去工地扛水泥包，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公分多，没有绷带，也没有药，草婴保持一个姿势直挺挺躺在木板上半年，吃喝拉撒都在上面，下床出门，那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人因言获罪，而草婴，则是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足足十年的时间备受磨难，心力交瘁。俄罗斯文学，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苦难。然而草婴说，他不后悔。
“快乐和苦难，其实很难分开。我选择的道路是出于我的内心，这就很幸福了。”人人都好奇身体虚弱的草婴是如何两次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草婴说，他不能伤，也不能死，因为他有一个终身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要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系统地全部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53岁起，草婴以个人之力直接翻译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历时20多年才完成。63岁，草婴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面对他带来的一大摞译本，俄罗斯人震惊了。
在草婴看来，俄罗斯民族处在东西方之间，长期受着东西方文化的慢火煎熬，他们背负的沉重和苦难太多太多；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人心却丰富而高贵。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深深打动了草婴。
早年间，父亲经常给病人看病，其中很多是穷人。从很小的时候，草婴就感觉到，中国最痛苦、最贫困的人群就是农民。草婴一直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虽然家里希望他学医，或者做一个工程师，同时也有经济条件负担他的学业，但是，草婴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农科。不久，反法西斯战争就爆发了，他被迫中断了学业。“我没能实现我的愿望”，于是草婴拿起了笔，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多年后，在经历了种种“革命”的粗暴后，草婴更渴望着人性的复归。“我以为要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最重要的是要唤起我们人道主义的情怀。”草婴说。
现在，80多岁的草婴想的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他有时会给报章写一点小文章，但“希望是有用的”，对于空头文章，他既不看也不写；对于有些泛泛的活动和会议，他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他说，也许在有些人眼中，他是个有点固执的小老头，但是，“我可以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这也是草婴选择职业翻译家道路的原因——“参加一个单位是要受很多限制的”。草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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