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于丹

　　3、迷惘中寻找(1989-1995)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24岁·张载的四句话,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记者:你对古典的热爱,就像你说的,是深入心灵的,后来你选择影视学,这两者相差实在太远了。是什么使你从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转向这种实在的行动?

    于丹:我毕业的时候,是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研究院也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人,就是刘梦溪先生。在我硕士和博士之间——24岁到30岁——6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意义更多的不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精神导师。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在那片斑驳的破墙上,他挂着张载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我是学先秦两汉的,汉儒把诗经楚辞的所有东西都考据成了经,越读越让人不自信,经典就是汉儒们干的事儿。刘先生让我读宋儒,宋儒是经世致用的东西。从宋到明这一段的阅读,从朱熹、张载、二程直到王阳明,其实是刘梦溪先生带我读的。他不断地启发我,让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记者:但90年代初,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时候,流行的是金钱至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于丹: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

    在那6年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有了一个理想:寻找行动的力量。从1989年到1995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力量。

    30岁·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

    记者:你是怎么觉得传媒是你可以依赖的行动的力量的?

    于丹: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跟传媒沾边。那时候年轻,笔杆子很快,我给电视台做了很多的撰稿,写大型的专题片,写大型的报告文学,获了一些全国的报告文学大奖,还有“星光奖”的撰稿奖。

    后来,我觉得传媒这个行业越来越吸引我的视线,1993年出现了《东方时空》,1994年《东方时空》里的一个板块《焦点时刻》独立出来成立了《焦点访谈》,新闻不再是一件播报的事情,转而成为一个可以主持、可以评说、可以有深度报道的东西。1995年,又从原来的小的报道新闻里裂变出一个成熟的大栏目《新闻调查》。在这种时候,我逐渐觉得,随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

    我于是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人说三十而立,我觉得这个“立”不是说你已经功成名就,而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确定的起点。所以我选择1995年回北师大做教师,选择回到艺术系影视专业。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专业,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成长,见证了这个民族文明的养成,见证了我们走向国际化的轨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