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其为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尤其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一段时间，几乎同时在东西方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被称作先知、哲人、圣人的伟大的人类思想家，例如希伯来的以利亚、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佛陀等。上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正好对应着中国先秦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以及后来的秦、汉王朝时代。在中国的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短短五百年，才是中国唯一具有自由的私学和私议的时代，正是因此，它才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文化独创性的时代，并从而为中国的文化着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色彩。这个时代又号称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是东周末期礼崩乐坏、列国混战的乱世，正是这个乱世，反而给中国的先人带来了最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时间和空间。

    所谓诸子百家，按《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整数即谓“诸子百家”，其中特别著名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子、田骈、慎到、宋硎、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但更有概括性的说法，应是汉初司马谈所说的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或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后来有所扩大的十家，即除了上述的六家之外，再加上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或除去“小说”的九家，其中似乎少了兵家。

    纵观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我认为，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其实只有三家：儒、法、道。尽管在先秦时代，杨、墨亦曾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统治者的视野，并从而甚至永远地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而长期地为中国后人所遗忘。东汉之后，又增加了释家（佛家）。所以我认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真正构成了中国人可选择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如下四家：儒、法、道、释，这也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作出的选择。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还是儒家，尤其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加之，隋唐之后兴起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获得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进行垄断性教育和传播的专利。

    儒、法、道、释四家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促使人民愚蠢）的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特别一致。正是因此，它们才可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

    秦汉时代是中国社会体制获得确立并定型的时代，因此，秦始皇被历代士大夫文人称为“祖龙”。秦始皇依靠法家的思想在六国争雄之中获得最后胜利，灭六国、成一统。但秦皇朝的短命却促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转向了黄老（道家）思想，汉武帝则在董仲舒的倡导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从此，以儒

家思想为核心，以儒、法、道三家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成为了直至清朝灭亡才最后终止的中国政统、学统的一以贯之的大中轴。虽说在清王朝灭亡之后才终止，然而实际上在后来的近百年历史中，愚民的传统中轴的阴魂依旧久久不散。释家的受统治者青睐始于唐代，唐太宗尊道教，视老子为本家“玄元皇帝”，但也视玄奘为国宝，不轻视佛教，然而最重视佛教的还是在女皇帝武则天朝。后来的历代皇朝虽然也都善待或至少容忍佛、道，但最重视的还是儒、法两家。统治者嘴上念的是儒家，手上行的却是法家，然而心中想的则可能是道家或佛家，这是因为统治者谁都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所以自然愿意获得主张出世的佛、道的神助。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家更应该记住的还是下面一句话：“君要民愚，不能不愚”。换句话说，历代中国人的愚蠢，实际上确实是历代专制统治者要求“愚民”所必然造成的。历代统治者选择了一致“愚民”的儒、法、道、释思想贯注历代中国人（当然首先是中国文人）的头脑，使得中国人必然地不可能“聪明”，关于这一点，还有任何可怀疑的吗？

    儒家的愚民，在于其学说只教人做人，不教人做事，尤其不教人做生产劳动之事，而且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的思维方法是明显的圣人独断，只要人记忆，不要人理解、推理，更不可能促人创新。儒家的教学，是使学者入世，所谓入世，即进入仕途，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儒家“学”的最高境界即在为“圣”，经过历代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宣教，这个“圣”字也已显然被君主、皇帝所僭用。先秦的圣人是大思想家，秦汉之后的圣人则是当然的君主，即所谓“圣君”、“圣上”，这是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上智下愚”的必然恶果。

    法家的愚民，比儒家更赤裸裸，而且更不人道。儒家尚主张“仁者爱人”，甚至还因此而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则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君主对待臣下应赏功罚罪、严刑峻法。如韩非所言，君主治国，应“不务德而务法”，“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私学、私议，经过秦代法家的改制，重又回到“学在官府”，甚至索性主张“以吏为师”（李斯）。韩非把“学者”、“言谈者”视为“五蠹”之首，力倡清除之。法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是把钳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措施当做了统治术中的重中之重。法家（商鞅）还发明了利用臣下相互揭短、向上告发的方法来增强君主威严的损招。法家的政治权术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沿用至今终难舍弃的法宝。

    道家的愚民，则在于其“绝圣弃智”、“自然无为”的出世主张。道家虽然也主张君主的“无为而治”，但对于臣下，它也同样提倡“愚之”。如老子所明确表示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释家的愚民，则在于它的简直是劝人弃世的“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万法皆空”、“涅磐寂静”等思想，它的关于“六道轮回”的信念使人重视对“来世”、“转世”的修练，而轻视对今生今世的现实的奋斗。这种关于几乎弃绝今世的消极人生的主张，根本不可能促进人类对发现、发明、创造新事物的聪明才智，而只能完全相反，促使人们变得愚蠢，变得易于被他人愚弄。

    认真分析起来，先秦各家思想流派之中，只有墨家的思想有助于促使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对于墨家所主张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天志”、“明鬼”等思想，我们不仅要从文字上去分析，还应分析墨子及其徒众的社会成分。

    前面我们曾归纳出中国人之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难以变得聪明起来的两大“割裂”的原因，一是脑与手的割裂、二是学与术的割裂。前者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根本不从事涉及自然物的体力劳动，后者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人只有术而无学，也即只有对事物表面的现象描述，而无理论的阐释、无逻辑的推理，更无抽象概念体系的创新的建构。说白了，中国传统文人根本不关心对思维本身规律——逻辑的探索。

    前面所谈到的儒家、法家、道家，它们的思维方法基本上都是主观直觉的独断，而无理论思维的建构。道家在形成后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方法的方面或许有一定的功绩，但道家的思维方法基本上仍然是缺乏逻辑的。释家的因明学，据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知识，但我认为，因明学中的逻辑知识所具有的繁琐性几乎淹没了思维规律的简明性，所以，既使拥有因明学逻辑知识的中国人、印度人，或其他南亚人，也依然不可能推衍出近现代科学的理论来。

    根据近现代学者对墨家学说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墨家的思想原本很有可能弥平前面两种“割裂”的状况，因此，如果中国的先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能够把墨家的思想不断发扬广大的话，在中国的后来逐渐发展出一套类似于近现代科学的知识系统，还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且是事实上根本无法获得证明的假设。因为自先秦之后，两千多年中，中国人自己就已经几乎完全抛弃了对墨家的继承，墨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了一门绝学，更何言后来的发扬光大！

    为什么说墨学本来可以弥平上述的两种“割裂”状态呢？

    第一，墨子不同于老子、孔子、韩非子等人，后者数人全都属于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的上层人士，而墨子本人则为（土木）手工工人，是实际的体力劳动者。正是因此，墨子所崇尚的“贤”、“能”不仅包括做人、治人的知识、才能，而且还包括做事、治事，尤其治物、做工的知识、才能。正是因此，墨子的书中，不仅讨论人事知识，而且还讨论物理知识，如机械知识、光学知识、力学知识等，而这种知识在先秦其他各家的言论中是不可能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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