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谈中国人的历史与上述的三个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最好由读者自己去进行分析。在中国，人与人平等的观念什么时候真实地存在过呢？中国文人的思考之中有多少真正符合逻辑的成分呢，或者，什么时候中国文人终止了继续制造大量独断论文化垃圾的行为呢？经验、实验与逻辑、数学相结合的哲学在中国究竟获得了多少人的真正的青睐呢？或许，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市场化的民主的社会体制可以真正在中国完全取代传统的专制的官场化社会体制呢？这一系列问题均留给读者自己去回答，然后再来讨论中国人究竟是聪明或是愚蠢的问题。

四，二十一世纪，对西方人“聪明”的质疑

    自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走上了愈来愈聪明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西方人的“聪明”造就了西方人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富裕、文化上的垄断。大约只占世界人口仅百分之十的西方人却创造了现今人类中有用知识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创造了现今人类财富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中国人，今天所创造的财富却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点四，就是加上港、澳、台，也只有百分之五，至于中国人为人类创造的有用的知识就更少，远在百分之一以下。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之中，全世界总共产生了各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六百多位，其中华裔的获奖者有六位（包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则为七位），刚刚占百分之一，作为比较，全部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犹太人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有一百二十多位，占全部获奖者中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要说除以十三亿（人口）这个大分母之后的相对数字，即使绝对数字也远比西方一些小国家少得多。就算评奖过程中可能不乏种族歧视的因素，因此不能仅仅以这种数字来作为衡定中国人“聪明”或“愚蠢”程度的尺度，但实际上中国人在新知识创造量上的稀缺却是有目共睹和显而易见的，我们没有必要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堆里故作看不见，这样的阿Q自大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为什么“愚蠢”的原因，努力去认识这一切，决不是我们的耻辱，而应是我们中国人从此可以变得聪明起来的必要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已经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了从此可能变得（相对）聪明起来的重大的契机和机遇，我们可不能再又错过了这个契机和机遇，之所以为“再”，那是因为我们的确在近代错过了多次重要的契机和机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日本人却占了我们的先机。我们正在碰到的契机和机遇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重大的契机和机遇即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死了。关于这一点我已有一本专著将出版，书名就叫《西方哲学死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看看是否有道理。

    前面曾说到促使西方人变得聪明起来的三个必要的条件，其中的第二条、第三条两条均涉及到西方哲学。第二条即拥有逻辑的西方古代哲学，第三条则为具有把有选择的实验、经验同逻辑、数学结合起来的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

    我在《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中所特别谈到的重要征兆，即现今盛行于世界的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在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领域中的失效，而西方哲学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失效。

    在谈到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失效之前，不能不首先谈谈它在近代实际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可以说，西方人自十五世纪以来直至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均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成功。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正是二元论对称逻辑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的秘诀，即今天正盛行于世的电脑、IT网络中作为基本的逻辑运算原理中的对称的0和1。二元论对称逻辑的秘诀也是牛顿力学三定律的秘诀（关于这一点的详细的论证，将在我的专著《颖悟大道》一书中进行，这里从略）。由牛顿力学对整个自然科学的伟大的奠基作用，我们不难设想二元论对称逻辑（具体言之，即形式逻辑、数理符号逻辑、布尔代数运算逻辑等等）之所以重要的份量。

    现今的一切所谓科学，其实最早都起源于以二元论对称逻辑思维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最初的自然科学即称作自然哲学，而最初的社会科学，也都来自社会哲学。西方哲学实际上是后来的一切所谓科“学”之母。前面已讨论，中国无哲学，所以中国古代事实上只有“术”，而无“学”。一个传统中无“学”的民族自然不可能创造出近现代的科学，但在前面，笔者也曾特别强调，中国人的确有一种自己特别的“学”，即“中医学”，在这门“学”中，中国人运用了一种自己特有的理论，即“阴阳五行”理论。笔者注意到，在阴阳五行理论中，事实上已潜在和隐含着一种相异于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的自己特有的逻辑，笔者称其为多元交叉对称并循环自旋的逻辑。可惜的是，这种逻辑理论自汉代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它、改善它、推进它，而是任其陈旧、老化、僵死，数千年不变，直至今天，甚至遭人唾弃。笔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将重新阐释它的原理，并把它变形为“阴阳三行”。笔者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时代里，“阴阳三行”理论中所蕴涵的多元交叉对称和循环自旋的逻辑特征，最终将在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局部地甚至全面地取代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对称逻辑。这仍旧是后话。

    下面继续讨论二元论对称逻辑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最成功的历史因素到后来会变成最失败的历史因素，事实上，这种情况一再在人类历史中重演。例如成功的希腊——罗马历史之后是长达一千年黑暗沉寂的西方中世纪。汉唐历史中最成功的大一统中华帝国，后来却变成了最愚昧无知的近代中国。最繁盛光辉的英—法—德—美西方近现代（二百年）史，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将会如何走向呢？人类应该拭目以待。

    西方近二百年的巨大的成功给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的时代究竟带来了什么呢？不用笔者本人多说什么，虽然笔者的确已有约百万言的著作《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对此进行总结。先介绍读者读两部今年已有中文版发行的西方人的著作。一部是弗兰西斯．福山著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另一部是欧文．拉兹洛著的《巨变》（中信出版社，2002年）。前一部着重描述人类社会中的大分裂：贫富两极加速地裂变，伴随着人类中的犯罪率飙升、精神病发病率剧增、人类的道德普遍沦丧，人类给自己造成了一个精神黑暗、人祸横流的世界。后一部着重描述近二百年来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类却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特别在自然生态方面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巨大的代价。按照作者拉兹洛的说法，2010年（注意，距今天只有八年）世界就将彻底崩溃。说白了，人类近二百年的巨大的进步，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人类在加速自掘坟墓，加速人类自身的灭绝。一个用自己的行动反而加速自身灭绝的人类，还能说它是聪明的人类吗？

    西方的近五百年，特别是近二百年的历史，的确有理由证明西方人是愈来愈聪明了，他们的聪明使他们确实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在几乎所有的方面凌驾于其他地区的人们之上，政治上胁迫他们，经济上盘剥他们，文化上超凌、洗浴他们。可是，在这样做过之后，他们却也在同时毁坏同一个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全人类的心灵生态，而这一切的后果，也都不能不同时地均落到他们自己的子孙的身上。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几乎就是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命运。西方人的聪明随着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愈来愈巨大的成功而终于走向了他们自身反面的大限，越过这个大限，就很可能是难以逆转的愚蠢。处于巨大成功之中的西方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吗？拉兹洛的《巨变》很有一点悲观，而福山的《大分裂》却依然对西方传统的“聪明”寄以乐观的厚望。不论悲观的拉兹洛还是乐观的福山，他们均未能看到除了西方人的智慧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人类的智慧能够给予人类未来以希望，他们仍旧坚持只有西方人才有最后拯救人类的智慧。

    中国人能否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变得聪明起来呢？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视已经有近二百多年，中国人在近代所表现出来的愚蠢也已经深深印入西方人乃至周围相同肤色人种的日本人的记忆之中，只有中国人自己，尤其只有浅薄的中国文人自己仍旧在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轻飘飘阿Q式的“聪明”，依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到自己的愚蠢以及真正愚蠢的原因。我要用我的著作来戳醒中国人自作聪明的酣梦，同时还要向我的同胞展示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人将可能变得聪明起来的难得的契机和机遇——西方哲学死了，西方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也已经失效了。中国人应该有勇气创造出自己的新的逻辑来取代它们，并从而重新铸造全人类（当然首先是中国人自身）新的聪明和智慧，与其他的人类一道，共同度过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难关——全人类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心灵生态全面的崩溃和败坏，与其他的人类一道，极力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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