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人（愚蠢或聪明）的现状如何？

    行文至此，下面可以总结历史上造成中国人难得聪明起来的根本原因：

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原因，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均选择了主张愚民的思想流派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而实际上则是儒、法、道（释）三位一体，外儒、中法、内道，这三家全都以愚民为宗旨。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确立了以入仕为唯一出路    的教育体制，而教材和应试的内容也唯一以儒家经典为据。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的等级制度、儒家的只教人做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人），不教人做事（不做生产劳动的具体事）的流弊更又形成了如下促使中国人变得愚蠢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不具备（如西方人“人与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样的）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三，中国文人不具备基于逻辑推理思维的哲学，进而中国人几乎无“学”，或简言之，中国文人无理论思维；

四，中国文人不具备把实践经验同逻辑、数学结合起来的（如西方近代的）哲学，相反，传统的中国文人脑与手相互割裂、学与术相互割裂，中国文献中充满了大量由传统文人制造的文字垃圾，这大量的文字垃圾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文人，而这些文人又进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人，这种一代一代克隆式的培植，几乎牢固地变成了促使中国人永远难以聪明起来（也即愚蠢）的命运。

    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从专制帝国变成了“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走向新世界的第一步。半个世纪过去，传统中愚民的意识形态的积习仍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人走向聪明之路。中国的上层人物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维护和执行愚民的政策传统。

    中国人现在的“聪明或愚蠢的”状态如何呢？在与世界上其他人类的比较中处于何种地位呢？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人的平均“聪明”程度不仅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就连中等发达国家也比不上，甚至在不发达国家中也只是处于下流水平。中国文人的盲目自诩的聪明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依据。

    就以各类国家25岁以上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例而言。27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27．6%，其中美国是46．5%，日本是20．7%，韩国是21．1%；59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9%，其中阿根廷是12%，智利是12．3%，菲律宾是18．7%，秘鲁是29．4%，巴拿马是13．2%，泰国是5．1%，墨西哥是9．2%，埃及是4．6%等；15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2．7%，其中巴基斯坦是2．5%，越南是2．6%，印度尼西亚是2．3%，而我们中国人呢？只有2%，也就是说，还远没有达到低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12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1．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0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3．3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7．06%，换言之，中国人口中，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人口占67%，其中完全的文盲占15．88%。如果说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也算是半文盲的话，那么中国人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就达80%以上。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有所进步，15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3．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5．7%，文盲占6．72%，但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仍旧比世界上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8%相差甚远，而文盲与半文盲的比例仍旧超过80%。这样看来，我们还能说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吗？聪明在哪里呢？难道中国人真有天生聪明的基因不成？这是一种多么盲目的自信！（以上数据除了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之外均可见本人主编的《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9年）

    前些年以来，出于解释东亚四小龙经济崛起和在英、美等国华裔家庭经济地位上升等问题的需要，有一种说法，即：中国人有重教育的传统，父辈再苦再累，甚至苦死累死，也要让儿孙接受最好的文化教育。对于长期以来穷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必须分辨清楚，重教育的是怕受穷的中国人，而不必是中国人的儒家传统，更不必是中国上层专制统治者治国的传统，其次还要分辨清楚，“重”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前面我们已经有专章谈到，“君要民愚，不能不愚”，两千多年来，中国上层专制的统治者选择意识形态的宗旨即在愚民，这原本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之所以愚蠢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它怎么又可能真正重视旨在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教育”呢？说到儒家传统的重教育，就更有必要分辨清楚，儒家传统要教人做什么？儒家要教人的是等级制的礼教（无平等观念），儒家要教人的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教人盲目地信、盲目地生、直至盲目地死。说得再好听一点，儒家要教人做有“孝悌忠恕”仁义道德的人（关于这一点，回过头来看，是重心教，为了使人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却并不教人做聪明的事。儒学只教圣人的直觉独断，却毫不教人推理思维的逻辑，当然更不可能教人把逻辑（规律）同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的（近代西方才有的）哲学。缺乏这一切能使人真正变得聪明起来的必要的因素，儒家传统的重教育与穷怕了的移民到海外的普通中国人的重教育究竟会有什么关系呢？

    更必须分辨清楚的是，千万不要更错误地理解为历史上中国的上层专制统治者重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这种理解绝对是巨大的荒谬。即使是只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历史上的中国上层专制统治者也决不会舍得花钱去教育穷苦人家的子弟；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中国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的恶劣状态。说白了，中国长期以来实质上就是一个文盲大国。当然，其中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汉字的难写、难认以及难用，除非进入上层官僚、士大夫文人社会，似乎中国的从事实际生产劳动的人们也不必识文断字。

    中国历代上层统治者轻视对人民的教育，甚或有意让大量的人民处于文盲的状态，这才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真正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事实。这种真实的历史传统事实上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现代的中国。

    比先澜绺髦掷嘈凸医逃蹲识訥NP的比重，我们会发现，中国基本上仍然处于最低端。

    中国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从1981—1990），教育投资对GNP的比重均低于2%，这种比例不要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也远未达到。进入九十年代，仍旧继续在3%以下。1992年为2．99%，1993年为

2．76%，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1%，1996年为2．44%，2000年为2．89%，2001年才突破3%，达到3．19%，依然未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

    在所有过去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中国几乎是唯一没有真正实现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国家，或许还包括曾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越南。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还能说中国的教育获得了多么了不起的重视么？更不要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连连不断，教育领域成了重灾区，尤其高等教育，高校中的教师乃至学生，每一次运动都被推到运动的最前列，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全都难得沉下心来安心地教或安心地学，更不要说还能有什么研究。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索性全国长期全面地停顿一切教育……，所有这一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只能称之为大浩劫，这种大浩劫完全可以比得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后二十年，重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中小学教育所受到的伤害更大于高等教育，人心不是思教，而是思钱。在财政款项上，“教育”永远是小娘养的，人人都可以重它一头，向它拔毛。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甚至列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最低端，即使如此，地方各级政府仍可以肆无忌惮地克扣停发教师的工资、挪用甚至侵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教育经费。1992年，全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达14亿元，1995年，涉及全国十六省、区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仍然高达13．3亿元。（见《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9年）

    政治上人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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