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墨学之中有逻辑知识，据墨学专家（如杨向奎、徐希燕等）的研究和介绍，墨学中的形式逻辑知识不下于亚里斯多德，而且还早于亚里斯多德。墨学中的逻辑知识不象因明学中的逻辑知识那样繁琐，从而有可能发展到抽象化、形式化甚至数理化的形式。当然，这也同样仅仅是一种猜想，一种不可能获得事实证明的猜想，但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毕竟是容易理解的。

    尽管如上所述，但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并没有选择墨家的思想作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墨家的劳动者的阶级地位，统治者决不可能选择墨家思想。换了今天的我们，如果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们照样也只会去选择儒家、法家、道家，乃至释家，而决不可能去选择墨家。这是人性，特别是阶级性的人性所致。即使西方古代的统治者选择某种哲学流派或神学流派，他们也决不会有心使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的。须知，即使古希腊城邦民主社会中的“民主”也只涉及城市中的自由民，而并不施予占大多数劳动者地位的奴隶和外地人，甚至不施予他们自己的妇女。统治者的人性如此，阶级性如此，这决不难理解。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选择有可能帮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家，而是选择了一致主张愚民的儒家、法家、道家、释家，这是他们的人性、阶级性的必然。马克思教导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即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来充斥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中国的老百姓愚蠢，中国的老百姓又怎么可能不愚蠢呢？所以，我们很容易证明本节的标题：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专制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用我们中国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景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为了促使人民变得聪明起来的表达思想、言论自由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乃是“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没有这些自由，“一切都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8页）换言之，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了愚民而为中国社会所选择的意识形态，恰恰就在剥夺中国人赖以变得聪明起来的“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而失去了这一切的中国人，除了永远被愚弄之外，他们怎么可能摆脱愚蠢的命运呢？

    为了加强对上面结论的论证，我们不妨再引证孔子、老子等圣人的几段影响至深的言论：

    孔子有著名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老子有著名的“三宝”：“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韩非子有著称的清除“五蠹”的说法，这“五蠹”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

、患御者、商工之民”。

    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文人、中国的老百姓，在上述圣人和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箴言的规范之下，能够聪明起来吗？读者不妨自己认真想一想。

    墨家圣人——墨子则与上面所述不同，他提倡“三表法”：“本（考）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本”在考察事物的历史本源，“原”在知道事物发生的原因，“用”在检验事物运行的效果。这是多么可贵的思维方法。显然可见，中国先秦的圣人之中，只有墨子真正重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考察，只有墨子才真正拥有关于思维工具——逻辑的知识。可惜，原本有可能促使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学却反而在二千多年前被中国人（当然首先是统治者）自己抛弃了、忽视了、忘记了。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活该中国人只有愈来愈变得愚蠢的命运，直到西方的聪明学——哲学与科学在近代随着西方人的入侵而传进中国。

    前面说，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中国人的愚蠢，有人肯定会起来诘问，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近代却可以逐渐让西方人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呢？难道西方的统治者就真是愿意让他们的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三，为什么西方人在近代会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

    聪明与不聪明，愚蠢与不愚蠢，始终是相对的，都是在比较之下而言的。按照科学史家和思想史家（如李约瑟）的判断，比较而言，直到十五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并不下于西方人，甚或还可能更高一些。也即是说，中国人愚蠢的程度并不比西方人更高，或许还可能更低一些。问题的关键显然发生在十五世纪之后的五百年之中，中国人继续愚蠢下去，而西方人却逐渐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了，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以至今天的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的聪明简直可以说几乎完全掩盖了世界上其他一切地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印度人，盛行于当今世界人类中的所有有用的知识，几乎全都是由西方人发现、发明和创造出来的。这是为什么？

    前面解释了传统中国人之所以愚蠢的两个主要原因：脑与手（思维与实践）的割裂、学与术（逻辑规律与现象描述）的割裂。在相形转换之下，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人在近代变得聪明起来的原因，也即，在近代的西方人中，他们基本上不存在造成上述两种“割裂”的社会根源。既然如此，为什么直到十五世纪之前，西方人也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聪明到哪里去呢？换言之，西方人直到十五世纪之前之所以依然愚蠢，应该另有原因。

    仔细考察西方人的历史，在十五世纪之前的两千年中，造成西方人难得聪明起来的原因既有与中国人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相异之处却更重要。这里讨论的问题相当广，由不同的人回答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下面作出的解答首先必须声明，是属于笔者一家之言，有不同意见的学者自然欢迎提出商榷。

    前面谈到，造成中国人难得聪明的两种“割裂”——脑与手的割裂与学与术的割裂。这两种割裂的情况，其实在西方古代历史中也同样存在，而且造成“割裂”的社会根源，也同样来自社会中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些情况与中国的历史在不同程度上的确存在相似之处。可是显然，如果我们只看到相似之处的话，便无法解答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人却逐渐走上愈来愈聪明之路了呢？

    问题显然还得从意识形态的差异出发。导致中国人愚蠢的意识形态三千年不变，用汉儒的话来说，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法、道三位一体的社会意识构架根本缺乏内在求变的精神动力。

西方古代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古希伯来人的一神论神学的信仰的精神传统，另一种是古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的精神传统。顺便提一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唯一只来自以儒学为核心的人学的道德的精神传统。信仰的精神传统、理性的精神传统与道德的精神传统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几乎同时出现的三种人类的元精神传统，这三种元精神传统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性精神全集合中的三种元精神。笔者坚信，这种精神的全集合可以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全精神，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共同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类全精神。这种最完美的全精神在我的即将完成的著作中，我称之为“大道”，而希伯来人的神学的信仰元精神、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元精神和中国人的儒学（人学）的道德元精神，我则分别称之为上帝之道、逻各斯（逻辑）之道和仁义之道，这些都只能称之为分道，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只当它们全面结合并相互形成有机的整体之时才真正成为前述的“大道”，并从而产生人类中最完美的人性的精神，这只是后话。

明显可见，中国人只拥有一种分道——仁义之道，而后来的（或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却拥有两种分道——上帝之道和逻各斯（逻辑）之道。在我的理论中可以证明，仁义之道是内道、虚道，上帝之道是外道、远（或深）道，而逻辑之道是实道、近（或浅）道。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说出结论，不作历史、哲理和心理方面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来参阅我的著作《颖悟大道》。

    可以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只属于内道、虚道的仁义之道的一以贯之的历史。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此言不幸而言中。西方的历史则显然不同。自公元前八百年至今的近三千年中，基本上是属于外道远道的上帝之道与属于实道近道的逻辑之道之间的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历史。上帝之道的社会表现是神圣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与公元元年之后兴起的基督教，表现此道的经典是口传的圣经，其代表人物是以利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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