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21世纪之后，中国人应怎样变得更聪明起来？

    前面第四章曾质疑西方人的聪明，即是说，到了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人类（当然首先是西方人）竟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即，人类“聪明”到了反而损害人类自身，甚至更将灭绝人类自身。这说明，直至今天，人类（包括西方人）仍旧只有小聪明，没有大聪明。所谓小聪明，即局部的聪明、偏于一隅的聪明、犄角旮旯的聪明，而不是全面、整体、系统的大聪明。

    前面在比较之中，说明近代西方人之所以比中国人聪明，是因为前者具有而后者却缺乏的如下的三个必要的条件或因素：1，人人平等的观念；2，二元论对称逻辑；3，把逻辑与有选择的实验结合起来的近代西方哲学。同时又指出，西方人到了21世纪之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其根源即在“西方哲学已经死了”，而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西方哲学赖以生存的逻辑——二元论对称逻辑在关于人自身问题的研究领域已经全面失效了。正是二元论对称逻辑在关于人自身问题的研究中的失效，从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人类观念的悖论和人类行为的荒诞，才造成了今天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关于这种困境，福山称之为“大分裂”，拉兹洛称之为“巨变”，我则直接称之为三种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类心灵生态）的大破坏或恶性循环。

    上述的三种生态的恶性循环，即构成人类的大灾难，然而，现时代的人类能否使之变成良性的可持续生存的大循环呢？这样一来，灾难将自消。问题还在于，这三种生态本身，例如自然生态本身、社会生态本身、人类心灵生态本身能否避免恶性循环呢？正是这三种生态本身的恶性循环，才造成三种生态之间的更大的恶性循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三种生态本身的恶性循环呢？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西方哲学死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所一直赖以安身立命的二元论对称逻辑已经在很多方面失效了。它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它已经制造了大量关于人类观念的悖论和行为的荒诞，而这一切均又直接回过头来伤害人类自身。

    失效的表现之一，即人们观念中的理性主义的过盛，而理性主义的过盛即相对主义的过盛，然而，相对主义的立论基础即是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对称逻辑。读者如果想要更详细地了解其中的种种关系，请参阅笔者不久将可能出版的著作——《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或《西方哲学死了！》，本文限于篇幅，只能长话短说。

    简言之，按照我的观点，如果人类在新的世纪希望变得更聪明，或者希望至少能摆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悖论和荒诞，就应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观察、研究、处理事物、事件的逻辑。新的逻辑必须超过二元论，且不能只具有对称，而必须还包括交叉、循环乃至自旋。为简明起见，我们把问题缩小到与“聪明”的关系更直接、更深远的教育方面。换言之，即：为了使新世纪的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更聪明起来，我们应该如何教育下一代人呢？

    当前教育的最大的误区都来自迄今为止的均以二元论对称逻辑为基础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只教人走小道、走分道，而不是走大道。

    少年儿童的受到教育全都体现于对其“大脑”的教育。大脑既要记忆，又要理解，更要创造；既要信仰，又要理智，还要有仁爱的情感；既要有知识，又要会实践，还要有远大的目标……。可见人的脑不应只是一个，而是至少有三个。我们在即定义三个脑：本脑、手脑、心脑。每个脑都有记忆、理解、创造的三个方面，但都只能称之为分脑，只有当三个分脑能有机合一时才是真正完整的大脑，只有获得全面培训的大脑才可能具有对前述的真正“大道”的理解和追求，而只获到局部发育的分脑，则只能相应于追求前述的分道，即如前面所述的三个分道：上帝之道、逻各斯之道和仁义之道。

    上帝之道是外道远（深）道，又可称超自然或超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本脑相对发达；逻各斯之道是实道近（浅）道，又可称自然之道或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手脑相对发达；仁义之道是虚道内道，又可称反自然之道或反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心脑相对发达。

    本脑又可称头脑，或耳目之脑，主抽象、主空间、主结构、主信仰、主意志、主客观（外而深）……；手脑又可称行脑，实践脑，主具象、主时间、主程序、主求知、主理性、主相对（实而近）……；心脑又可称腹脑、脐脑、黄庭脑、丹田脑，主直觉想象、主脉息、主动力、主情感、主道德、主自由价值（虚而内）……。

    道是精神的别称，脑是人类追求精神的器官，人类的教育旨在推进少年儿童全面精神的成长发育，也即旨在对“道”的全方位的指引或诱导，具体落实到训练各个分“脑”的器官。前面所指手脑、心脑，不是从解剖学的意义上说在手上有脑、在心上有脑，而是指人类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原本的大脑与手（其实为实践器官）的结合以及与心（其实为情感、道德、价值目标等）的结合已经在人生中牢固地形成了不可忽缺的运行轨道，或者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与本脑、手脑、心脑相应的固定的人生功能块，因此，真正完善的教育应是对人们尤其是对少年儿童的三个分脑的全面而有机的培训，达到最后所谓心灵、手巧、脑敏（或良心、良能、良知）的全面有机发育的效果，从而也即全面地提高成长中的少年儿童的情商、智商和志商。笔者认定，只有当人的情商、智商、志商能够全面获得发展提高的教育才是最最人性的教育。

    可惜，在人类历史中实际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前面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已略有概述，从而获得了一个可相对比较的认识。十五世纪之前，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聪明或愚蠢的程度上相比基本上在伯仲之间，相差不多，或许中国人还略有过之，但十五世纪之后，情况大变，西方人逐渐走上了愈来愈变得聪明的道路，而中国人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条分道走到黑，中国人的愚蠢状态也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形成了长期历史发展的停滞。关于这种历史的相对演变，也可以运用上面所述的关于人们（尤其少年儿童）的各种分脑的培训教育的理论来同样获得解释。

    中国人三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尤其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以来，基本上都只重视反自然、反物质，也即虚而内的心脑的教育，儒家的四书五经全都旨在培训人们（尤其少年儿童）的生命终极目标的教育，也即仁义道德的教育，只教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的）人，而不教人做（参与自然物质的）事，当然也不教人做（超自然超物质的宗教的）事，这等于说，中国人从小就丧失了发展抽象空间、结构创造的能力和发展具象实践、程序理性的能力的机会。缺乏这两种重要的能力的培训的人们怎么可能变得聪明起来呢？

    十五世纪之前的近一千年中，西方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上帝之道压迫逻各斯之道，也即当时的西方人只有对抽象的上帝的盲目的迷信，而缺乏对具象的理性的自然的物质的教育的追求，这等于说，此时的西方人既用对唯一神上帝的迷信限定了自己关于本脑的教育，又缺乏对手脑的有意识的培训，而且还让心脑迷失于旨在为获得上帝的拯救的情感价值的目标上。所以，此时的西方人的脱离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愚蠢，或许还更甚于中国人。

    十五世纪之后，一系列涉及到人和人的思想（头脑）解放的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市场化政治的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等）促使西方人不仅追求上帝之道，同时还增加了对逻各斯之道的追求，原先对上帝之道的追求而在西方人心中积淀起来的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在添上了对理性的自然的物质的追求的自由权利之后，逐渐促使西方人加速走上了彻底摆脱传统愚昧束缚的道路，一直到今天，终于使西方人的聪明冠盖全球。换言之，十五世纪之后的西方人，一方面既重视对本脑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逐渐并愈来愈重视对手脑的教育，而在关于心脑的教育上，西方人则任其自流于宗教传统的习俗和情感之中。由于心脑继续受到传统宗教道德的暂时仍旧有益的影响，而在本脑教育与手脑教育的互动中又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人智能的发育和进步。可以说，1500—2000年这五百年，既是西方人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全人类在智能上获得大跃进的伟大的时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伟大的第二步，到了21世纪之后，人类将开始进入更伟大的第三步，但这只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聪明的西方人却遇到了新的挑战，“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摆在了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人类的面前。五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追求逻各斯之道的西方人，在具象的、自然的、物质的、实际而浅近的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也愈走愈偏，同时，他们与上帝之道也愈来愈疏离、愈来愈隔绝。过去因上帝之道的追求而在西方人心中积淀起来的宗教情感和宗教道德也逐渐被西方人自己疏离了，甚至抛弃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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